## 当“我”成为“此”：论“this”翻译中的文化迷宫
在英语中，“this”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指示代词，指向近处的人或物。然而，当这个小小的词汇跨越语言边界进入汉语时，它却展开了一场复杂的身份旅行。直译为“这个”或“此”似乎完成了任务，但真正的翻译远不止于此——它触及的是两种语言对世界认知方式的根本差异，是一场关于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、“在场”与“缺席”的哲学协商。
英语中的“this”承载着强烈的空间在场性，它划定了一个以言说者为中心的认知疆域。当一个人说“this book”，不仅指向一本书，更暗示着这本书在言说者的可触范围内，处于共同的注意焦点中。这种语言结构反映的是个体主义的认知模式：世界以“我”为坐标原点展开。然而，汉语的指示系统更为复杂，“这”与“那”的区分不仅关乎物理距离，更涉及心理距离、社会关系乃至情感亲疏。翻译“this”时，译者必须判断：这个“此”是物理上的接近，还是情感上的亲近？是对话中的共享焦点，还是叙述者的主观强调？
文学翻译中，“this”的微妙性尤为凸显。在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中，频繁出现的“this”往往是人物思绪飘忽的锚点，翻译时若机械转为“这个”，会失去那种心理上的即时性与私密感。而中国古典诗词中，“此”字则承载着千年文人的时空慨叹，“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”——这里的“此”已超越具体指示，成为存在主义式的当下定格。当译者将英文的“this moment”转化为中文时，他必须在语言的工具箱中寻找：是用口语化的“这会儿”，还是文言的“此刻”？是用“当下”的禅意，还是“此时”的平实？每个选择都构建着不同的时间体验与存在感知。
科技文本中的“this”则呈现另一番面貌。在编程语言中，“this”关键字指向当前对象，这个翻译几乎固定为“this指针”或直接保留不译，成为技术行话的一部分。而在法律文件中，“this agreement”必须译为“本协议”，这里的“本”字既保留了指示功能，又增添了正式性与权威感。有趣的是，在全球化时代，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“这个”的新用法——当网友评论“这个我真的笑死”时，“这个”已不再指向具体事物，而是成为一种情绪标记，一种社群认同的符号。这种演变反向影响着翻译实践，使“this”的汉语对应词更加多元。
哲学层面上，“this”的翻译触及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核心。西方哲学传统中，“thisness”（此性）指个体存在的独特性；而在中国哲学里，“此在”的概念经过海德格尔的翻译与再诠释，已融入汉语哲学话语。当译者处理“being-this”这样的概念时，他实际上在搭建东西方思想对话的桥梁，每一次选择都是对“如何言说存在”这一根本问题的回应。
最终，“this”的翻译之旅揭示了一个深刻真相：没有纯粹的词语对应，只有文化的协商与创造。每个“this”的译法都是一次微小的世界观转换，一次对“如何定位自我与世界关系”的重新思考。在看似简单的指示代词背后，隐藏的是语言塑造认知的巨大力量。当“我”成为“此”，当“这个”承载起整个语境的重担，翻译便不再是技术操作，而成为一场在两种语言边界上进行的、永无止境的意义探险。每一次对“this”的恰当转化，都是译者对人类如何通过语言把握世界这一永恒命题的独特回答。